权衡利弊显妙用

绍圣二年的早春，汴京城内一片喧嚣。礼部衙门外挤满了前来投诉的官员，他们大多是来自各州的知州，状告本州通判越权专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江南某州的知州李某，他手持长折，声泪俱下地控诉通判王某肆意干预军政，导致地方防务虚弱。然而，当天下午，通判王某也递了一份奏折，指责李知州不懂政务，处处与己作对，致使州政瘫痪。这一幕映射出北宋后期地方治理中的困境：文官知州与通判之间的权力之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若要追本溯源，通判制度的建立却是出于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回望北宋建国之初，赵匡胤刚刚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建立新朝。此时的天下，北有契丹虎视眈眈，南有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尚未平定，国内各地更是军阀林立，局势岌岌可危。

新朝廷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才短缺。虽然赵匡胤有意重用文臣，但一时之间难以选拔和培养出足够的人才。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和次要州府，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官员人选。无奈之下，朝廷只能让原有的地方官员继续留任，这就带来了新的隐患：这些旧吏是否会效忠新朝？会不会趁机作乱？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赵匡胤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向这些仍由旧吏治理的州府派遣通判。通判虽品级不高，却都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既要协助地方政务，更要监督旧吏的行为，成为朝廷派驻地方的＂眼睛＂。

这一制度在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建隆二年派往江南某州的通判张某为例，当地知州本是前朝旧吏，对新朝心存疑虑，消极怠政。张通判到任后，既不与知州正面冲突，又在关键时刻展现手腕。当地发生旱灾，张通判及时开仓放粮，并组织民众兴修水利，不仅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让知州意识到新朝的德政，逐渐归心。

不仅如此，通判们还在协调地方势力、安抚民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通判都精通文史，善于辩理，常常能在地方纷争中起到调解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朝廷监督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因地制宜，帮助地方发展经济、文教，可谓身兼数职。

然而，随着时局稳定，通判的角色也在悄然改变。特别是在赵匡胤开始推行削藩政策后，通判的职责逐渐从监督地方旧吏转向分化武将权力。这一转变虽然符合朝廷需要，却也为日后的权力之争埋下了隐患。到了北宋中后期，当文官逐渐取代武将担任知州后，通判与知州之间的权力之争就愈发激烈起来。

最终，这场发端于建国初期的权宜之计，在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后，逐渐显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通判制度在北宋初期确实起到了稳定地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为后来宋朝特色的地方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监督分权显神通

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逐渐演变为一项成熟的制度，这背后是赵匡胤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作为一个通过兵变夺取政权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武将专权的危害。因此，在平定外患、稳定内部后，赵匡胤便开始着手削弱地方武将的权力。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削藩运动中，通判制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太平兴国三年，朝廷下发一道特令，要求各州府的通判除了监督地方政务外，还要特别关注武将的动向。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通判的职责有了重大转变。以河北某州为例，当地节度使虽然表面上归顺新朝，但私下仍在暗中积蓄力量。新上任的通判王某深知任务艰巨，便采取了＂以商制武＂的策略。他一面在军需物资采购上做文章，控制军费开支；一面笼络当地商人，打探军中消息。经过一年多的经营，终于掌握了节度使的把柄，上报朝廷后顺利将其拿下。

不仅如此，通判们还在财政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的军费开支往往占据地方财政的大头，一些武将借机中饱私囊的情况屡见不鲜。朝廷便责令通判严格审核军费开支，必要时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开宝年间的一位通判就因揭发了当地将领贪污军饷的行为，受到皇帝的亲自嘉奖。

随着削藩运动的深入，通判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朝廷规定，但凡武将出任知州，必须配备左右通判分掌政务。这种＂以文制武＂的做法，在当时被称为＂通判分权＂。例如，在边境重镇，右通判负责军需物资和军费开支，左通判则负责民政和司法，知州虽然统领军队，但实际上处处受制。

太宗时期的一位著名通判郑某，就是这一制度的杰出代表。他被派往西北边陲某州任左通判，面对当地武将跋扈的局面，他并不与之正面冲突。相反，他通过妥善处理民间纠纷、推广文教、改善民生等措施，逐渐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当地将领虽有十万雄兵，却因失去民心而难以轻举妄动。后来，这位将领果然密谋造反，被郑通判提前发现并及时平息。

到了真宗时期，通判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各地通判不仅要监督武将，还要负责选拔和管理基层官吏。他们通常由进士出身，既有文化修养，又熟悉政务，成为朝廷控制地方的得力干将。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宁可得罪知州，不可得罪通判。＂足见通判权力之大。

然而，物极必反。通判权力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有些通判仗着朝廷支持，对地方事务横加干预，导致政出多门。更有甚者，与地方豪强勾结，中饱私囊。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宋代历史中逐渐显现，最终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效能。

尽管如此，从监督到分权的这一历史嬗变，清晰地展现了宋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他们通过制度设计，成功地防止了藩镇割据的重演，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经验，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双轨并行显成效

随着宋朝政权的稳固，通判制度也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州二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将地方行政权力分为军政和民政两大系统，由知州和通判分别主持，既保证了地方治理的效率，又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元丰年间，朝廷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按照规定，知州主要负责军事、治安等事务，而通判则主管财政、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种分工既有明确的界限，又相互配合，逐渐成为宋代地方治理的标志性特征。以杭州为例，当地通判不仅要管理钱财出入，还要负责市场监管、赋税征收，甚至连西湖疏浚、堤坝修缮这样的工程也要经他们过问。

在司法方面，通判的职责更为重要。由于大多数知州出身武将，对于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并不熟悉，因此审理案件的重任就落在了通判身上。史料记载，在某个州府，一位通判在审理一起复杂的民事纠纷时，不仅详查案情，还亲自走访当事人，最终做出公正判决，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财政管理是通判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他们要负责监督地方税收、管理官仓、审核支出，甚至还要组织农桑和水利建设。熙宁年间的一位通判在上任后发现，当地官仓常年亏空，于是他立即展开调查，发现问题出在仓储管理上。他随即改革仓储制度，建立严格的出入账目，不到一年就使官仓恢复了正常运转。

教育文化事业也是通判的重要职责。他们要负责管理地方学校、举办科举考试、奖励文化人才。有的通判还会在任内兴建书院、设立义学，为地方培养人才。例如，在江南某州，一位通判发现当地虽然文风盛行，但平民子弟难以获得教育机会，于是他捐俸建立义学，并亲自督导教学，培养出不少人才。

然而，这种双轨制的运行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会出现权力纷争，特别是在一些事务的管辖权上常有争议。比如，在处理涉及军人的民事纠纷时，就常常出现知州和通判各执一词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不得不多次发布政令，明确双方的职责范围。

到了北宋中期，这种制度已经相当完善。通判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主体，还形成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他们下设佐官、典吏等属官，有自己的印信和衙门，可以独立处理政务。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地方政务能够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判在处理紧急事务时往往能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遇到自然灾害时，通判可以立即开仓放粮，组织救灾；遇到社会动乱时，又可以协助知州维持秩序。这种灵活性和高效率，正是＂一州二制＂的优势所在。

此外，通判制度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许多通判都是文化素养较高的进士出身，他们在任内往往会推动当地的文教事业，与本地文人交往密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子。这不仅提高了地方的文化水平，也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环境。

总的来说，这种独特的双轨制为宋代的地方治理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既保证了行政效率，又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制度设计无疑是宋代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

功过评说明得失

纵观宋代通判制度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独特的地方治理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启示。它既有显著的成功之处，也暴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诸多思考。

从积极方面来看，通判制度首先在促进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设立专职的通判官员，使得地方政务得到更专业、更规范的管理。特别是在财政、司法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通判们凭借其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往往能够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以杭州为例，南宋时期的通判不仅要处理日常政务，还要负责西湖的管理维护。他们组织疏浚湖泥、修筑堤岸、整治水系，使得西湖不仅成为重要的水利设施，还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景观。这种专业化的管理模式，为地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通判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职责划分明确，知州和通判各司其职，能够更快速地处理各类事务。特别是在处理紧急情况时，这种双轨制的优势更为明显。比如遇到灾害时，通判可以立即调动粮储，不必层层请示，大大提高了救灾效率。

通判制度对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许多通判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任内往往会重视文教事业，设立学校、举办文会、奖励人才。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地方的文化水平，还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环境。一些地方的书院、义学就是在通判的推动下建立的，并最终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

然而，通判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力之争。随着宋朝后期文官制度的发展，知州职位越来越多地由文官担任，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通判在职权上产生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两个政府＂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

财政负担过重是另一个突出问题。设立通判及其属官，需要额外的财政支出。对于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来说，这无疑增加了经济负担。而且，通判衙门的开支有时会与知州衙门重复，造成资源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通判制度可能增加了官员腐败的风险。由于通判掌管财政大权，一些贪婪的官员难免会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特别是在宋朝后期，随着政治风气的日益败坏，通判腐败的现象越发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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